一本了不起的杂志
——《一行》创刊30周年纪念
徐敬亚
《一行》,就是那本刚刚还摆在我们桌上的“外国”杂志吗,就是那个一袭白衣皂靴的黑脸汉子吗,就是那一行行飘飞在太平洋上空的神秘幽灵吗……30年了,当鸡毛蒜皮也变成文物之际,我们翻开记忆,辨认它走过的每一页白纸,如同紧盯着一位失散多年的兄弟。
我们也老到有资格纪念30年前的事儿了吗。
30年有多长?二战光复到文革中止,几乎30年——内中的起伏逆折纠结,漫长得像100年;1889光绪帝亲政到五四,整30年——多少兴亡,多少荣辱,像跨越了古今百代;从五四到四九,又30年——刀光剑影,血肉贲张,如同天和地全翻全覆。30年,自然界可以把大河从东方移动到西方。30年,人类的沧海桑田里足以容纳一个甚至几个王朝。
我不会去管什么狗屁文学史。我们是360行中最末的一行,我们是一行人中要么走在最前面要么走在最后面的那一行。我们只是摸着自己的脉,走回不耻于史的记忆。
那不是一本普通的杂志。那不是官府的告示和文书。那是我们自己人凑的银子,自己攒的力气,是自己的纸自己的墨,自己写的诗,印上了自己的青葱生命与灵肉,那是一代人30年的刻痕与编年。
缘起:它成为收割九十年代诗歌最大的一把镰刀
30年前,诗歌猛然大热!
先是朦胧诗用一个又一个瞬间点燃了中国。之后数年,官方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围剿——于是,历史上演了一幕“好产品+好广告”的巨大营销盛况。哪个民族能遭遇攀爬血泪上升的快感,又有哪个国家舍得用一版一版白银为诗歌积年累月地推销。
对于当年诗歌,无论你怎样学术,也只能被迫使用“盛况”这个虚幻形容。中国历来没有理性与数据。几十年了,即使在大数据里人们只能也找到这一条:“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千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哈哈,上述统计,是我1986年举办“两报大展”时从一份记不清名字的民刊上转抄后发布。没想到,这组数字便成了后来被不断频繁引用的最权威数据。
权威总是可疑的。没办法,历史上冒名顶替的东西太多了。
不管怎样,它总算给了我们一组煞有介事的阿拉伯。我现在不关心诗集,我要的是民刊。按上述统计“打印加铅印”两种诗刊,总数99种。与“两报大展”公示的64个流派基本吻合。但,这些年我不断发现,当年被大展遗漏的诗人和流派太多太多了!
怎么办,八十年代的诗歌民刊、民报,到底有多少?
被当事者们模糊过的历史,后世能够给予补救的惟一方法,也许就是收藏。
目前,中国两大诗歌民刊收藏馆,一个是“世中人汉诗馆”,一个是姜红伟的“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按收藏者统计的数据之大,足以令我们这些过来者震惊。
世中人汉诗馆内收藏的非公开印行的刊物约3000种( 时间不限于八十年代。品类为综合统计)。这个数字是世中人刚刚微信发给我的。世中人称,他几乎攒全了《一行》,只差两期,严力已答应帮他补全。哈哈,这本宝贝杂志已经珍贵得达到历史邮票的地位了。
“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的收藏。按姜红伟发布的统计:全国大学生各类诗刊、诗报(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大约300余种。此外,八十年代全国各地中学诗歌社团创办的诗歌报刊大约200种。请注意:中学生社团报刊是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品类。
好了,按上述两家诗歌馆的藏品计:八十年代诗歌民间报刊,种类应不低于500种。
明晃晃的收藏品,以物理性的真实,无声地保留着历史,如同出土文物,考古证据般的权威性无可辩驳。
我之所以统计这些遥远的数据,只是为了给《一行》杂志的出世,考证一个宏大的诗歌背景。我们的面前是:煌煌500种民刊,泱泱500乘N首诗、500乘N行诗……
现在,我让一束强光只照亮那一行。
相比于500家群峰并起的民间报刊,《一行》铺起摊位的时候,那个风起云涌的集市即将打烊——直到1987年,几乎在现代诗盛行于中国的10年后,这一行才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但由于它混血般的出身和纯净编风,这本杂志犹如一只最强的聚光灯照亮了中国未来十多年诗歌的血灰色天空,在500家报刊中,成为收割九十年代诗歌最大的一把镰刀。
发轫:一种美国式的AA制艺术公社
1987年5月,诗画刊《一行》在纽约创刊。
然而,无论从诗还是从画的内在视角,都纯属诗画之外的偶然——虽然历史向前挪了百年,大清国的年轻子民对遥远大陆的神秘向往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一窥究竟的愿望几达历史之最。一批又一批以留学方式远抛他乡的窥视者们,不经意地裹带了浓度不低的诗歌因子。正是生存背景的移动,意外地带来了中国现代诗一次额外的分蘖。
作为《一行》的主创者及灵魂的严力,在苦苦的海外生存两整年之后,及时发现了自己体内的诗歌发酵,又在一座城市中与未来的合伙人相遇,并以合并诗画的恰当方式升华了一批流亡艺术家共同的内心愿望。OK,一个以汉语、汉文化为纽带的团体、一家以中文诗歌为主体的艺术季刊就登场了。
在500家民刊中,这无疑是一家萌芽过晚的两栖诗刊。但谁也没想到在随后13年中,与大陆层出不穷但屡屡短命的民刊相比,《一行》展现了强大的生命韧性。从1987年至2000年共出版了25期(1994年之前为季刊)。加上全国各地诗人在每年的《一行》周年的10期纪念年刊,整整35期《一行》杂志,横跨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在与新世纪相交后,完成历史使命般地恰当停止在一个明暗之间的节点。
《一行》之所以能够完成了13年跨国绵延,并不事声张地成为彼时中国诗歌的高端集散地,有三点独特的内在依据:
1、主导传统:朦胧诗派与星星画派的宿将合流
诗歌辈份很高的严力,其实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作朦胧诗的一个艺术载体。空降异邦的孤独生存,使这位留学者几乎完整保留了此流派的执着、纯真的使命感信息。于是,朦胧诗的后期传播与升华,并不是由北岛、芒克等原创者完成,而恰恰是那位当年《今天》中的小兄弟,作为老牌诗歌的记忆载体,化成一柄得天独厚、飘扬过海的蒲公英。同时,严力的另一个《星星》画派的老牌双栖身份,使他准确地迎合了纽约这座诗画合璧的留学城市,并把这两股相得益彰的棉纱,搓成了一根美妙缠绕的长绳。正是主创者严力内心中诗画的高远传统,使《一行》自认死理地严格秉持着最高的诗歌准则,以一种国内混乱诗界无法达到的清静、单纯的高标,非世俗地照亮了一盘散沙的现代诗,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最权威的集结舞台。
2、艺术公社:美国式的AA制诗画基金
和大陆现代诗人凌乱的生存相比,纽约人的生活几乎可以称为正人君子者流。稳定的生态背景,极易使人产生按部就班的稳定节奏,这与国内诗人们朝不保夕的动荡形成强烈对比,这其实是《一行》杂志恬淡、从容、持久的、类似哲学般的大背景与大依据。此外,《一行》杂志独有的、AA制的集资模式,使它具有了一种类似股份制、合伙人的某种艺术公社味道:20几位成员每个季度拿出一天的工资,有的每季度出50元,有的100元,还有两个医生,因为工资高,出200元——一举解决了每期1000册、1500美金的印刷费用。这真是纽约人才能想出的集资方式。应当记住这些被称为“离人”的名单:严力、王渝、郝毅民、艾未未、张伟、秦松、李斐、非马、斯仲达、艾伦金斯堡、安晨、王福东、姚庆章、方家模、张宏图、邢菲……严力说,有的成员每三个月甚至拿出5天以上的工资。
近代,有军事学家拆解战争的制胜因素时指出,决定一场战争成败的,不仅是战略与战术,更常常是武器的较量,甚至是给养与后勤的比拼。当土八路们背着粮袋生火煮饭的时候,装备精良的八嘎牙路们吃的却是美味快餐与刚发明出来的鱼肉罐头。同样,在《一行》以丰盈稳固的资金运作之际,大陆的游击战士从来没逃脱艰苦卓绝的挣扎。《一行》创办4年后,由芒克、唐晓渡主编的《现代汉诗》横空出世。这个与《一行》并驾齐驱的著名民刊,最终倒在了日益匮乏的白银面前。作为其编委,1994年,我代表深圳出资1000元,由欧宁主办编辑了最后一期《现代汉诗》,宣告分封制式的各城市轮流作庄方式的中止。
因此,《一行》证明:由若干合伙人共同集资的、同仁式的基金方式,可能是中国现代诗民刊的长治之道。
3、代理人制:类似现代营销的集散中心
勤勉而谦逊的严力曾写道:“在一行漫长的道路上,国内各地诗人组织及策划稿件的负责人包括:莫非、贝岭、李松樟、瓦蓝、梁晓明、伊沙、肖沉、古冈、孟浪、付维、朱凌波、杨春光、蓝皮等,没有这些诗人在创作之余的努力,一行就不可能完成如此的使命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贡献。”
正是上述中国现代诗中坚力量的加入,使《一行》形成了一个遍及中国的集稿中心与发行基地。这其中的每一个名字,在当年都是一个恒星与行星环绕的诗歌星座。这种弟兄般的借力,由几个城市扩展到了十几个省市的辐射,北京、杭州、天津、大连、西安、长沙……这相当于《一行》在中国大陆同时开办了多省市的派出机构。诗人之间的江湖传播,常常以几何基数发展。
据严力的精确统计:“13年间《一行》共集结了780位大陆、港台及海外诗人、画家。其中港台及海外诗人160名,中国大陆诗人535名,插图或插画作者85名。”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几乎涵盖了当代两岸几地华语诗人的大部。这并不包括大量暗中的名单。大凡有据可查、显现出来的事物永远不是全部。可以想见,在经过严格筛选后的存品背后,它的外围是一个多么大的隐形落榜者与庞大的阅读群体。
值得后世研究者们注意的是:《一行》不但形成了海外向大陆的派出,代理诗人们甚至还额外产生了一种扩展与再生的能力。只要严力一声令下,或者代理者们一个漂亮的建议,一本冠以“一行”全部符号标识的刊物便在大陆上印刷发行。当然,施发号令的严力还需要在纽约为这些印刷物寻找美金赞助。据严力统计,这些总名为“周年纪念版”的《一行》共策划、出版、发行了10种,自1994年一直延续到2000年。这件事有点怪,仿佛一个总部设立在纽约的海外诗歌出版社,莫名地赐出了一个个“书号”,代理者便获得了一种加盟者的主体地位,以《一行》的名义进行工作。这样的出版发行事实,证明当年的《一行》已经产生了一种全国性的品牌效应与加盟店的色彩。
在我写此文的昨天,身在纽约的严力通过微信发来一句话:“这是众人的一行史,是众人的一行诗。”
这是实话。没有一批诗歌力工、诗歌买办、诗歌编外股东,就不会有《一行》这家以最小诗歌细胞命名的民刊10多年的风行天下。
辉煌:那条窄路上的一束强光
我很喜欢本文标题中的“了不起”三个字。
今年春“红皮书”再版,我写了一篇名为《一本了不起的书》的再版序言。我说:“一切了不起的事物,如同英雄。首先必备基础性的优秀因素,同时它还必须意外地得到历史的青睐。”
1987年创刊,《一行》已显不同凡响。
我可能是大陆较早的见者。从大胡子孟浪手里接过《一行》创刊号,见惯了民刊的我仍然为之一震。黑白分明的设计,使它那么洋气,那么现代,又那么另类。深圳与香港人熟悉的电脑繁圆体表明了它确凿的海外华侨身份。更有一堆又一堆没人细看的英文,让人想象着华尔街的阔绰与体面。在当年,我们哪里知道留学生和海外人士们精致而艰难的生活。在大陆青年人心目中,只要沾上了USA的人似乎百分百全是富翁。而严力、非马、艾未未、马德升、孟浪、郁郁、黑大春、李冰、金斯堡……这些诗人、画家的集体亮相,标明了这是一家语言标高线非常敏感的现代杂志。
两年之后,一场从天而降的精神核爆吞噬了一切。《一行》开始发光。
1、在最黑暗的时刻,它上演了辉煌
“1989,肉体般致命的一击,重重地落在心猿意马的诗群上……内在背景被突然抽离,热度浓浓的脏器突然空空如也。诗人们一刹那站在原地发呆,“想”和“写”在根本方式上发生了犹疑……几乎所有的人暂时放下了笔,四散而逃,怀着凄苦、破败、无聊的心情……一种模模糊糊的倒塌,一种自怨自艾的无奈与悲凉,缓缓而升……人文主义的脖颈,在苍凉中微微挺起……诗的力度,在病弱中出现了一股伤残雄性的气息……”(本人作《隐匿者之光》)
那一年,诗歌江湖崩盘。鸟与兽一哄四散。而此时,创刊两年的《一行》刚刚完善了它与大陆现代诗各路英雄们的秘密联络图。
就在大陆地下民刊纷纷偃旗息鼓的时候,一期又一期的《一行》仍然如约而至。在诗人们遭受着复辟的革命词语重度侮辱的岁月,它像一行黑白分明的光,跨过太平洋那苦难之水,照亮了国家与诗歌共同的那条窄路。
那是一束丝毫也没有中断的强光,处于鼎盛期的《一行》,在洪水肆虐的时候,充当了一次诗歌的诺亚方舟。随着《一行》在各省市的推广人逐渐到位,这本杂志在最黑暗的时刻达到了它的辉煌。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一本杂志带给诗人们的慰藉。它带来的几乎是死亡中的生命暗号,它使人们相信,即使在最苦闷的日子,只要天空中还有一行鸟在飞行,也足以使黑云重压下的天空充满了弹跳的想象。
这是一次诗的幸运,也是族类的幸运:所幸的是,世界毕竟不只一个大清朝。所幸的是中国诗歌预先在远方埋伏了一彪人马……
2、它参与了中国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自救
“被我称为“灰暗而平庸”的乏味的九十年代,可能恰恰是伟大的10年!……历史的辉煌都是英雄们创造,历史的创伤却是由平民百姓一天天愈合……整个九十年代,它的确是用一种正常生活困境中的苦闷感,默默消化着前朝的一切!”(本人《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
1989之后的数年内,大陆一片萧杀。那是一段中外精神反差最大、意识形态对抗最激烈的岁月。仿佛从天而降的《一行》,带着一种异邦的人文尊严与艺术公正,无可替代地成为了中国诗人的诗歌集散地,甚至精神家园。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官员们哪里知道,再次引导精神航标的仍然是那些落魄的诗人。在禁锢的精神重压下,在窘迫的生存逼迫下,诗人一天天收拾着破碎的心情,重新编织着内心的秩序……翻看一下那些年的《一行》可以看到,无论老诗人还是新诗人们的作品中,充满细节的生活画面在苦涩中一点点缓慢升起,大量的日常经验一天天回归生活,而新鲜的口语逐渐不可阻挡地涌现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行》参与救助了中国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履历。这不是救世主的恩赐,而是诗人的自救。像一块高挂在天空的诗歌告示,在中国现代诗被扼住喉咙的那些年,《一行》持续地发出它的独唱,带领着它从千百件诗稿中遴选出来的优秀诗人。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流亡作家赫尔岑曾在伦敦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和《警钟》期刊。当时那些刊物也曾被大量秘密运回俄国——与这类流亡回流的政治宣传品迥然不同的是,《一行》的出版印刷基地虽设在异国,但它的作者与读者却都是百分百的华语诗人。它不是流亡者的观念输入,而是一种与母体息息相融鱼水关联。从刊物属性来说,《一行》不是一本大陆的民刊。同时,它也绝不是一家纯种的美国杂志。它发动的所有自拉自唱的战争,主战场其实一直在中国大陆。它只是把指挥所放在了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它有点像中国现代诗伸向海外的一只手,它收集的仍然在自己的雨水,然后它把这盆水再次泼回到中国的大地。
这样的事,历史上还能再次发生吗——中国现代诗在美国安装了一台诗歌的透析机,由一支支自来水笔制造的汉字划痕,乘着飞机到达地球的另一端。似乎经过了某种化学药剂的过滤与溶解,它们再以铅字的形式飞回故土的时候,仿佛已经沾到了某种仙气与灵光,用来医治这个国家的精神创伤。一行行诗,一个个最微型流亡因子,在两大半球之间往返飞行、航行,经年累月,周而复始。
3、它一直保持着诗歌的操守与尊严
现在想,很有意思。《一行》独有的,不过是纽约的编辑与印刷,这一点儿小小的特殊身份,当年产生了无限的神秘感。不过是几张普通的纸,由于其背后的巨大普世权威,获得了诗人们由衷的信任。在举目无亲的九十年代,《一行》就这样成为现代诗一位海外归来的阔绰亲戚。据严力介绍,乘机飞回来的,只是作者的两本样刊。在太平洋的波涛中,每期满满的8大箱《一行》仍在向这块大陆缓缓移动——那是经严力周旋,由纽约佩斯大学东亚历史系主任郑培凯先生资助的海运美金在移动。它们要两个半到三个月才能抵达中国。
奇怪的是,《一行》似乎从来没有被阻拦。它那莫名的假洋鬼子的出身和道貌岸然的纯艺术姿态,使它带上了一种类似外交官一样不可侵犯的神秘。它的存在,使人充满了想象,而想象往往通向神秘。有人曾跟我说,严力是不是有美国政府的背景啊。
在那些最难忍受的日子,在“有一双眼睛注视着现代诗歌像注视着凶器”(严力)的险恶年代,这本刊物给中国诗人签发的“诗歌签证”,使囚禁者以另一种方式越洋布道,如同在蜡纸上一行行刻写黑暗中的《挺进报》。
说到挺进,我一直敬佩《一行》的艺术定力与对诗沉浸的深度。只有《一行》自己知道,它必须怎样不挺进而才方得挺进。它默默地进行着战略上的自我说服与修正。在身边最严厉、最嘈杂的国际声浪中,他们小心翼翼地秉持着一种纯正的艺术理念,以一行行诗纠正着世界。这使《一行》一直稳稳地保持着诗歌的操守与尊严。
道场:一次在国际背景下的华语诗歌盛宴
我相信,即便没有《一行》,中国现代诗的脚步也不会停止。
《一行》,是中国现代诗一个时空跨度最大的“道场”。假如没有《一行》,汉语诗歌至少缺失以下三种局面:
1、罕见的诗歌道场:中国地下诗歌几代人同时在场
《一行》的意义是,它不仅使诗通过了那条忧伤的窄路,顺畅地维系着应有的水准。同时,《一行》着意推举了一批新诗人,对下一个世纪的口语诗歌产生了首发式的推动。
在《一行》连续35期、横跨13个年度的版面上,即使不是职业的评论家,读者也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一条由朦胧诗→第三代→口语诗→下半身……之间的流派过渡线索。
创刊之初,《一行》的主力诗人阵容,仍然包含着一些朦胧诗和海外的老牌诗人作为支柱。很快,以孟浪、默默、黑大春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开始更多地占据舞台。再后来,伊沙、萧沉、梁晓明等口语诗人逐渐渗透而出。最后,下半身的诗人沈浩波等出现……也包括九十年代大放光彩的俞心樵。通过《一行》,也可以看到很多重要诗人在九十年代的转变轨迹,如于坚,如王小妮,如韩东。
在中国现代诗门派分争的当年,很少有刊物能形成民间与知识分子等不同风格流派的汇集。同时,中国地下诗歌几代诗人的同时在场的版面,也显示了《一行》道场的最大包容。这的确需要一统天下的纯正诗歌气场。
2、惟一的诗画道场:口语诗与现代画的大合奏
对口语诗人的发现与扶植之功,应首推《一行》。
当年,它一度作为中国第一权威诗刊,对口语诗的兴起充当了某种国家级伯乐的功效。而使诗人的年龄不自觉地呈现着由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嬗变。
这些,并非《一行》有意为之。以严力为主体的编辑小群体,既不在国内的诗歌圈子之中,也没有足够的大陆诗歌经验,他们所秉承的是对中国现代精神本质的把握,对汉语诗意的执着寻找。高标与公正,这两点编辑宗旨一旦祭起,刊物上呈现的必然是大陆诗歌的原始自然生态。
从诗歌美学上看,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是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的主潮。而对日常生活的简化,对繁琐修辞的屏蔽等,正是口语诗的主导观念——这恰与《一行》的美术画风相吻合。严力、艾未未、马德升、曲磊磊等“星星画会”的主力画家赴美后,画风一直不断趋于抽象与超现实。正是由于艺术观念上的志同道合,才造就了中国当代诗人与画家在《一行》上演绎了一场历时数年的现代诗画大合奏。
3、国际艺术道场:华语诗歌几大版块的融合
朦胧诗后,中国现代诗与国际社会产生了更多的接轨。但在《一行》之前,华语诗歌的几大版块,从来各自孤岛,各行其是。
《一行》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诗歌艺术道场。这个以诗歌为主凝点的刊物,以其足够的磁力,牢牢地吸附了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及部分国际诗人的创作。
今天,重新浏览《一行》那洋洋780位诗人画家的作者名录,我想到的一个词是“史诗级的名录”。这是一张遍布全国乃至世界的华语文学地理版图。在电脑上,以五号字排版,它仍然达5页之多。当年,它不但发表了大陆地下诗人的作品,还包括了严力、艾未未等星星画派主力画家的最新画作,还有国际诗人金斯堡的诗,甚至崔建具有冲击力的歌词也是第一次在《一行》上发表。形成了大陆、港台、国际诗人、画家们频频的同台演绎与融合。
伊沙说得好:“《一行》的使命在于度过黑暗期!它起于民刊兴旺之年,止于网络兴起元年,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与诗歌大任!”台湾诗人陳克華写道:“于当时我这个蛰居台湾的年轻诗人而言,无宁是打开了阅读和创作的一扇视野开阔的窗,知道了华文现代诗的诸多样貌。”
在这个意义上,《一行》称得上一本真正的国际诗歌杂志。几个大型汉语地理创作源的汇集,不是人为的邀稿、拼凑,而是出于一种千载难逢的时空凝聚。在纸媒日渐式微的当下,这种跨国的诗歌盛宴,后世几代人都不容易出现了。
显性的历史,从来都是一惊一乍的变态。
1986年由我发起并主持的“两报大展”,以典型的、惊悚的方式,冲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禁锢,人为地使第三代诗人集团性地一夜间登上了诗歌舞台。现在看,这一暴动般的诗歌推广事件,不但基本结束了官方出版对于现代诗的封锁,也使中国现代诗一惊一乍的急切心理得到了相当大的缓解。因此大展之后的几年,诗歌水面一片平静、一片生长。数百家民刊民报相安无事地新陈代谢。
历史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一惊一乍,一种是安步当车。
安步就是两次惊乍的连线。在惊乍之间,流淌的就是正常的日子。正是在那些平常中一点点积累着不平、不常,才注定着下一次的历史惊厥。一条河流不可能全是瀑布与急流,在两条瀑布之间,就是历史的基本身份,是它的稳态。《一行》,像它的简约、朴素、多方向的命名一样,正是以最基本的诗歌单元,一行一行地稳步书写着历史。
人间不太公平。爆炸性的大展,不但充分震荡了诗界,甚至还不断得到后世的宠爱。2006年起,大展不断地被纪念,20周年、25周年、30周年……真是纪念得让人嘴软笔软,连我这个早年爱出风头的人都不得不惊呼:“写诗人的这件事儿,不可能没完没了纪念下去吧!”(《大展30年后说》载《诗歌月刊》2016-11)。
没办法,历史总是偏爱惊涛拍岸。而隔岸观火的后世人们,又总喜欢围观那些祼露着的伤口。这也是我执意要为《一行》写一篇长文的内心动因。仿佛为了洗清那莫名受宠的主观故意,仿佛为了从不公正者那里讨回一点过时的歉意。
2000年,《一行》中止。
我相信,它仍然活着。那一行黑白分明的大雁,只是恰如其分的收拢了翅膀。在完成了最有意义的使命后,默默地与诗、与生活、与生存构成特殊的同步。
一定有一座纪念碑,向这本了不起的杂志致敬。它可能是声音的,可能是语言的,也可能是默默的,通向记忆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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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林冠英office打脸星洲日报郑丁贤的文章,今天“全文刊登”在星洲日报言论版。
大家一定感到奇怪,星洲为何会愿意“全文刊登”?
因为林冠英正在起诉星洲,所以星洲的律师回函表示会给行动党“回应权”,所以行动党会抓紧机会,只要星洲一乱吠,我们就会反击,他们也不得不“全文刊登”,这就是制衡的张力。
大家帮忙share,就是要重刮星洲和郑丁贤!
《行动党,一直很争气》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办事处
民主行动党,半个世纪以来,为了追求“社会民主主义、马来西亚人 的马来西亚”,我们面对国阵形形色色的打压和考验,多少领袖、干 部和党员,为此而付出血泪代价。
在如此艰辛严苛的政治逆境下,即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我们都没 有放弃和平斗争的路线。世纪之交更托科技革命的洪福,进步的理念 获得越来越多各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才得以告别“万年反对党”的 宿命。
坦白说,我们不仅要在独尊单一种族霸权的国家开展民族平等的斗争 ,也要在宗教挂帅的封建土壤捍卫宪政世俗的基石,还要在党国威权 主义的牢笼挣得自由和民主,更要在政党财阀收购、收编没有专业良 知和道德风骨的传媒污蔑围剿下坚持用和平手段来赢得民心,行动党 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记录,再再证明我们表现得十分争气。
除此之外,我们的新兴政权还得面对国阵更疯狂的反扑,在国家民主 制衡体制越发被纳吉个人专政手段拆卸的情况下,恶法检控、警权恐 吓、传媒抹黑、流氓肆虐、暴力袭击等等威胁反对党人的手段排山倒 海,但我们都很争气地挺住,挺住了大马的民主,没有倒下,也没有 如援交媒体那样跪下。
针对郑丁贤《行动党,你争气些》所说,行动党曾是一个“边缘求存 的反对党”,还声称行动党被打压的时候他很同情。事实上,长期观 察郑丁贤言论的读者都不难发现,他到底是行动党斗争的同情者, 抑或国阵文化霸权的辩护士,早已不言而喻。
五十年来,行动党与低下阶层人民共进退,不断为备受压迫的各族人 民发声,绝不是如郑氏那样,以精英口吻或笔调睥睨一切,偶尔对于 基层人民施予一点同情甚或对行动党假惺惺地施予一点怜悯,但总体 上是为纳吉的倒行逆施涂脂抹粉。
故此,人们大可不必把郑先生在《行动党,你争气些》对行动党呵护 备至当真,他真正爱的其实是国阵和纳吉,“国阵的中庸”,“纳吉 的干练”,得让他足以日日歌功颂德,夜夜保驾护航。
行动党作为州的执政党成员,受到监督,乃天经地义,但不是跌入无 日无之的国阵媒体谎言之巢臼中而不做出反击,才叫做“尊重新闻自 由”。大马是一个威权国家,不是自由国家,权贵享受的是污蔑反抗 者的“新闻特权”,而被污蔑者却没有享受充分抗辩的“新闻自由” 。这个简单道理,难道长年沉溺在堕落传媒大染缸的郑丁贤会不明白 ?
就以林冠英为例,槟首长碍于去年邓章耀在媒体面前诽谤他放弃原可 以获得2亿2000万令吉的收入,导致槟发展机构蒙受损失而发出 律师信给邓章耀。星洲日报在还没获得首长、州政府、 槟发展机构的求证下率先刊登,更糟的是只因为邓章耀一句话就刊登 ,完全没有要求对方出示证据。这已经牵涉到首长作为槟发展机构主 席的个人诚信,因此首长讨回清白,在起诉邓章耀之余, 在法律上也必须起诉散播此谎言的报章,若果只起诉《星报》一家, 就会被质问为何没有起诉如《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 的中文主要报章,所以请问郑丁贤,这何来“无厘头”之说?
槟城州公开招标,开源节流,理财得当,为槟人民储存盈余作为福利 发展基金,这是进步政治的体现。反观在2013年大选期间,因为 1MDB大举玩弄金钱政治,企图影响选举推翻民联政府。最为遗憾 的是,当时的中文媒体三大组织,槟城中文报记者协会、报界俱乐部、 北马记者职工会,却在一个晚宴收取当时资金还来历不明的1MDB 一马福利基金各5万令吉,合共收取了15万令吉。 请问这是一个有专业操守的媒体组织应该拿的钱吗?
要知道,全马人民对1MDB极度反感,因为它涉及了520亿令吉 贪污丑闻及10亿美元捐献丑闻,伤害国家至深,不仅动摇国本,更 让大马在国际社会上臭名昭著。但所谓扮演“监督与制衡”角色的第 四权媒体组织,居然是当晚收取最多不明现金的团体,已让新闻从业 员的公正及尊严荡然无存。
行动党的理念不只是要赢得华人支持,也要寻求马来人、印度人及各 族人民支持。为何行动党数十年来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 项理念而走得艰辛崎岖?就是因为数十年来国阵一直用党国机器及媒 体对于各族进行分化,操弄种族和宗教情绪,撕裂国民团结。
好比在上一届大选,巫统利用马来报章,诬蔑行动党将主导未来新政 权,“殖民马来人”,指民联里的公正党安华与伊党哈迪只是行动党 傀儡,“出卖马来人权益给华人”。然而,一些中文舆论则紧跟马华 的说法,谎称行动党与伊斯兰党结盟是要出卖华人以推行伊刑法及赢 华人的票却帮马来人,要求行动党和伊党必须划清界限。 这种马来报和华文报玩弄“双面人政治”的宣传手法, 星洲日报的郑丁贤,你会感到陌生吗?
505变天不成,尤其在聂老离世后,伊党哈迪路线变质,起异心勾 结巫统,单方面否定“民联共同纲领”,执意要与巫统一起推行伊刑 法。行动党认为这有违宪政世俗国原则,果断与哈迪切割,及后更与 伊党断交,民联遂不复存在。这些具体的历史脉络,郑丁贤的“ 理性论政”是不会告诉你的。
我们不会天真到相信火箭和伊党决裂后,受国阵控制的中文媒体会称 赞行动党立场鲜明果断。马来报依旧天天攻击行动党要“殖民马来人 ”,公正党旺姐及诚信党沙布只不过是行动党傀儡;这时郑丁贤又转 风向跟马华中宣局口吻一样,要求行动党“为壮大伊党而道歉”, 认为伊党要与国阵联邦政府推行355修正案,行动党是罪魁祸首, 目的是为马华解套,也替推行355法案的巫统及纳吉政府解套。 对吗?郑丁贤。
这种分而治之的手法,从英殖民政府遗留给巫统,再让马来报和堕落 的中文报相互配合,发挥到淋漓尽致,好比郑丁贤文中首几行说到多 疼惜行动党,接下来通篇以睥睨姿态数落行动党那样地虚伪。
为了让中文媒体享有不被国阵收编和束缚的新闻自由,星洲日报和郑 丁贤,好心你们,争气点吧!
盈德家民宿 在 方志恒 Brian Fong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民間自治@香港革新論
//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香港革新論文章】
不羈放縱愛自由──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
/ 鄺健銘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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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去年政改諮詢期間,學民思潮提出了「重奪政府」的口號,聲言要「重奪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政府」1。這個口號頗堪玩味,因為它大抵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30年的議程—「民主自治」的實現,在於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制度。
在後政改年代,這個「民主自治」議程也許有不足之處。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這篇文章主要述說這種「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提出在香港的環境和脈絡中,要保存「本土」,關鍵之一就在於民眾自我管理、突破凡事依賴政府的思考框框。這可分成兩部份:
一. 以東南亞高地Zomia住民的社會自治模式,來比照香港的情況。Zomia是人類學家James Scott著作《不被治理的藝術:高地東南亞無國家主義者的歷史》(The art of being not govere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的研究地域,那高地西起印度以北、東至越南北部,當中包括雲貴高原,所住有的社群,是由兩千年以來,一波又一波逃離低地邦國、帝國與文明中心—包括泰緬等印度政體與漢的中國政體—的人所組成。Scott的觀點是,高地社會的組織以及身份認同,都是為擺脫低地國家中央集權統治之下的產物。2
二. 探討香港實現「民主自治」的另類想像,即「以社會為中心」,而非「以政府為中心」的思路,解釋香港民間為何能夠以及如何自我管理,以保存香港民間創意與各種文化精粹這些重要資產。
【從東南亞高地的案例看香港】
簡括而言,東南亞高地人為不受國家操控、為免被同化,他們的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均源於三個重要理念:平等(Equity)、自主(Autonomy)與移動性(Mobility)3。這些特質,與受國家操控的地域剛好相反。Scott在書中不斷強調,這些高地東南亞人,並非如國家史觀所形容為未經開化、被遺棄的人,他們居於高地,是有意識追求自由生活的表現,因此Scott認為,高地東南亞人的社會文化,不能獨立地看,而應與國家之下的社會形態作對比4。
低地國家之下的社會,有三個特點,頭兩點顯示國家如何形塑空間,後一點則是社會結構如何配合國家權力:
一、所種農作物以米為主,原因是相較其他農作物,米有特定收成期、易於運輸與貯存,因此國家易於制訂稅收,也易於控制米的使用與貯存。故此,米成為前現代(Premodern)東南亞的主要農作物5;
二、國家很著意鋪設交通網,原因是為方便國家延伸權力、掌控各地的人與資源,也因此前現代東南亞政體通常都在河道附近或海旁6;
三、為方便監控與協商、以彰顯權力,國家喜歡穩定可靠的金字塔式社會結構7。
東南亞高地的社會文化特質,卻與上述三點相反:
一、高地人喜愛方便移動的刀耕火種,而非固定於某地種米,且所種的農作物多是隨時也可耕作、生長很快的品種,例如燕麥。這可避免國家的稅收、免於從屬於任何政府8;
二、高地人極抗拒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講求平等,正是為了避免高地人之間有任何部落乃至任何低地政權可以統領自己,確保自主。例如於緬甸的貢龍(Gumlao)型社群9,所有等級與階級制度都被謝絕10。具體地說,高地人實現平等社會的方法有幾種,例如傈僳族(Lisu)的族譜很短,以避免有任何一個支流因為某種「歷史優越」而支配其他人,這也解釋為何他們不以文字記錄歷史11。此外,傈僳族還有一個傳統,那就是如果有領袖想專權,他便會被族人殺掉12;
三、高地人社會之中沒有「大台」,組織猶如水,易聚易散,流動性高。例如緬甸的克欽族(Kachin),小至每家每戶都可有自主權。假如有某戶不滿某「領袖」,他們會離開村落到別處另起爐灶13。以泰國北部的傈僳族為例,即使需要有代表與低地國家打交道,他們也只會任命村裡沒有任何權力的人,而非能力受敬重、擁有財富的年長村民,且代表也沒有實權,殖民時代老撾山區社群也有相類特質。14因為這些社會特質,19世紀佔有緬甸的英人曾投訴難以佔領偏遠地區,也因為缺乏中央領導而難與當地人協商15;換句話說,這種如水一般的社會組織,使外力難以掌控,高地人因而得到自主,用Scott常在書中強調的一句話來概括,便是divide that ye not ruled。
雖然沒有「大台」,高地人之間也發展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身份意識。即便如此,卻很難將他們歸一為某「民族」或「種族」,原因是他們的文化內涵非常博雜,難以劃界歸類16。遊走於中國(Miao)與泰撾(Hmong)的苗族,以及緬甸的克倫族(Karen),就是例子。很多苗族男女可以說多於三種語言,也承繼了不少中國傳統文化習俗,而且與其他族群的通婚〔例如克木族(Khmu)、傈僳族、克倫族等〕極為普遍17。克倫族也一樣,他們沒有單一信仰、服飾、習俗與語言等標誌性的文化特徵18。殖民者往往也因此難以將他們歸類以方便管理。19曾有學者這樣形容這些高地東南亞人的文化身份:“the interflow of genes, ideas, and languages has been so intensive and multidirectional as to render futile any attempt to delineate the various ‘peoples’ in terms of completely distinct bundles of geographical, linguistic, biological, or cultural-historical features.”20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高地人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沒有對「自己是誰」與「自己不是誰」這些問題產生混淆。這種身份的含混,其實也是他們生存的政治策略—對抗國家權力的滲透與輻射21。Scott將這種為保持自主與自由的文化身份認同政治,稱之為「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並形容Zomia的文化處境,猶如巴爾幹半島22。身份含混,也有助高地人在險峻的高地求生,因為可方便增加人手,博雜的文化性格亦可增強社群的適應力23。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用猶如一個政治群體的會籍,而且會籍要求很有彈性、可以說力拒國家操控的理念大於一切,這與崇尚先天決定論、強調「血濃於水」的民族身份認同操作大不相同24。
Scott其實是美國耶魯大學的政治人類學學者,尤其喜歡研究社會如何自下而上運作,東南亞是他案例的主要來源地。他的另一部著作《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正是批評政府自上而下、漠視地方智慧的規劃如何失敗。《不被治理的藝術》已得到不少年度最佳圖書榮譽,且為區域研究帶來了新的衝擊。
東南亞高地人這個案例,顯示在地意識並非虛無、保存本土就是保存多元,具體地說,有四點可助理解香港愈演愈烈的身份認同政治:
一、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某程度上,東南亞高地與香港相像,因為兩者都是移民社會。從太平天國起義到中共建政前後,不斷有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生活、避開國內政治動盪。特別是中共建政後,香港與東南亞高地更為神似,因為兩者都被視為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英治時代的香港,雖有殖民政府,但某種意義上,仍然形似於高地,因為相比鄰近地區,香港社會相當自由。教育家小思曾經這樣說過:「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為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25而中共執政期間逃到香港的人,都曾經過深思熟慮,才拚命一搏偷渡到香港換取自由,這可算是這代人的「公民抗命」(例如幾百萬人在1962年夏天嘗試偷渡到香港,最後成功的,約有十萬)26。例如梁伯,他歷經三次偷渡嘗試,才成功到港,雨傘運動期間,他經常到金鐘以示支持,原因是「要保護學生、人愈多愈安全、有些自由是要爭取的」27。也記得在金鐘遇見一位同樣是偷渡來的老伯,他早在1950年代,已因對國家行為產生懷疑而有來港想法,最後在1960年代付諸行動—同行六人游水到港,最後只有兩人上岸。嚮往自由、逃離國家權力網的香港社會精神面貌,為雨傘運動埋下了伏線—從反國教運動到雨傘運動,常見到的一句標語,就是「我們的上一代因逃避共產黨而來, 不要讓下一代重回魔掌」。事實上,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意味香港從海洋國家手上轉讓到大陸國家接管,而這兩個有很不一樣的權力觀,後者更好將國家權力延伸到民眾生活的不同角落28,因此香港1997後面臨的處境猶如高地人:努力逃離國家權力網,卻在逐步被國家吞噬29。
二、非消極的本土意識。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因此易於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消極、純粹以強調非「大陸人」、沒有實質內涵來定義自己,也因而易於低估其面對國家同化壓力時的反作用力。東南亞高地人案例說明,雖然他們的身份政治策略以非「國家子民」為基調、從而活出自我,但難以形容他們的身份構建為消極,因為在每個細節上,他們都記得高地人身份為何存在—即擺脫國家操控—也因此有一份「命運共同體意識」、形成社群形聚力,共同守護某種社會模式,例如強調平等;換句話說,客觀效果上,高地人的身份認同,不是為了構建一種邊界分明、方便研究與管理的「民族」,而是維持一個有特定理念的政治社群的「會籍」賴以獨立生存。這都意味,移民在某地,也會主動守護自己珍視的價值,不一定就會隨波逐流。事前少人能夠預計會發生的雨傘運動,充分反映香港也已發展出這種近似於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與社會形態,以抗衡國家權力延伸,例如佔領區之中,奉行平等社會、抗拒「大台」;組織與行動相對自下而上(如流動佔領),令政府難以捉摸;縱然與高地人一樣,「香港人」的身份內涵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一樣有種渴望維持自主、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積極在地意識、抱有相當程度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
三、本土包含多元。香港人與高地人身份文化內涵相類,也博雜,縱然程度未必一樣。李歐梵說,香港是「雜種」,特點是「雜糅」,這不無道理30。英治時代,香港是英帝國的一個港口城市,有本書曾視香港為世上十大構建帝國的城市之一,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的腹地接連八個板塊31。港口城市的特徵,在於匯聚各地網絡,十九世紀的香港,也因而曾被形容為最國際化的城市。至今,香港仍然留著這種「雜糅」,單是從好些文化與政治人身上,便能看見這些痕跡:例如導演徐克本身為越南人,後來移居香港;文人董橋,則是印尼華僑;歌手杜德偉,是中菲混血兒;演員黃秋生,是中英混血兒;另一位年輕演員李治廷,是馬來西亞馬來族、阿拉伯裔、華裔混血兒;「龍婆」形象深入民心的影星羅蘭,是有印度血統的混血兒;議員張超雄,也有祕魯血統。「雜糅」不代表本土特色缺席,散佈在海外的不同種類華人,例如土生華人(peranakan)文化,便是例證32。有此歷史過去,意味香港「本土」包含世界、本身就很外向,與高地人身份內涵同樣多元,「排外」之說也就無從說起,這亦是港人身份內涵無法三言兩語說清的原因。事實上,與高地人一樣,港人身份意識像政治社群會籍,多於民族身份,至少很少港人不視喬寶寶、杜德偉、李治廷、羅蘭以及上述的梁伯為香港人,這形同以「核心價值」為綱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而非以血緣為要的「種族血緣論」(Ethnic nationalism)。
四、「歧視」與保存「本土」。高地人的身份政治策略告訴我們,與國家權力網保持距離,就是維持其文化博雜的社群生活自主的關鍵,而身份認同與其衍生的社會組織模式,是保持距離的重要工具。動輒將這種身份認同視為「排外」、「歧視外來人」,這不會是道德判斷,而是「無聊與無情」。梁文道在2007年的文章《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嗎?》曾如此說過:
「對於這種曾經流行一時的說法,美國人類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老早就毫不客氣地斥之為『無聊且無情』。他敏銳地指出:『本土主義對身分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與對生存的迫切關注聯繫在一起的;它不是停留在比喻意義上的,而是非常有形的。美國印第安人的土地,或者說其中剩下的部分,不僅僅是對已逝去的殖民歷史的一種提醒,而且仍然是國家和社團想摧毀的目標。』抽空地說(或者……『邏輯上』),這些原住民的神話式本土主義和大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的確有類近的構造;可是作為一套論述,它們的目的或者計劃卻是完全不同的。南美原住民虛構傳統,是為了捍衛那被石油公司逐步侵蝕的雨林棲地;澳洲原住民鼓吹本土主義,則是為了奪回被白人政權壓抑了幾個世紀的權益。如果一個身居廟堂的學者這時跑去提醒他們不要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隨時得保持『身分邊界的開放』;就算不是無情,至少也是無聊吧。」
事實上,如果「多元」、「自由」是道德追求之所在,保存香港與高地人的「本土」、阻隔國家權力網延伸、免被同化,就是道德的行為。很難想像,認為Zomia社群消失於世上、失去自主空間不足惜、同時不分情由譴責那些社群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是合乎道德的判斷。
【香港的民間自治傳統】
因此,民間自治以保存本土,其實也是保存多元、值得港人為之奮鬥的道德目標。事實上,建立「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香港早有替政府代勞、自行成立民間組織、承擔政府職能、處理政府失能的傳統,東華三院便是一例。英人開埠香港30多年後,仍然與華人社群疏遠,也不了解他們需要。雖然殖民地政府沒有公開承認,但期間華人一直有不同自治組織,照顧社群需要33。
東華三院的建立,源於1866年香港華人范阿為與其餘四位香港華人的倡議。范阿為本身是政府的翻譯員,其他華人則是政府文員與學校老師。他們倡議興建一所華人醫院,但後來因選址與資金不足問題,計劃沒有實現34。到了1869年,爆發義祠醜聞,事情才出現轉機。殖民地政府當時發現,這所充當醫院角色的義祠,衛生條件極為惡劣,其後香港媒體將事件發酵、為當時港督帶來壓力,消息更傳至倫敦,有當地組織視之為打擊香港苦力貿易的機會,在倫敦引起了轟動35。
當時港府的反應是關閉義祠,結果死病者滿街。范阿為沒有放棄推銷興建華人醫院的機會,時任港督麥當奴也因此予以考慮。麥當奴將醜聞視為使用打擊華人賭博收來的特別基金—當時殖民地部在醜聞發生之前,禁止港府將之用於建設公用設施。經麥當奴向倫敦爭取後,特別基金便用於設立新的東華醫院,並委任華人精英成立委員會,管理醫院並確保往後自付盈虧36。麥當奴熱衷於設立東華醫院,除義祠衛生問題的迫切原因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其一,麥當奴對華人自理的保安工作(即團防)印象深刻,因此想利用華人的自理能力、分擔政府職能;其二,是麥當奴見到當時華人精英已積累可觀的財富,而港府卻經常面對財赤,因此想利用他們的錢財,以助善治37。
東華醫院創院成員視之為「公民中心」—有點公民議會的味道—不時在公所舉行公眾會議,討論公眾議題,然後華人精英向政府反映意見38。後來東華自主性下降,與殖民地政府借鼠疫爆發增加國家權力,以及東華精英與中國關係密切有關39。
東華事例仍可應用於今天—那就是民間自發組織與補位、自行填補政府的種種缺憾與失能,在資訊科技發達,這更是大有可為。更重要一點,香港近年發展迅速的社會企業,本質上就是推動民間自行運用各種資源,解決政府無法滿足的社會需要。而在這方面,香港不乏年輕人才。
例如中大環球商業學校首屆畢業生杜子中(Steven),2013年曾到美國西北大學修讀一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入學時,他到達宿舍大堂,發現該處堆積大量搬離宿舍學生留下的垃圾,包括家具、電器等,覺得十分浪費,遂萌生「減廢」念頭。其後他在當地成立了社企MIMO(Move In Move Out),以「收買佬」形式運作,在五、六月學生離開宿舍時收買他們不要的物品,再以低價賣給八、九月入學的新生,所得收入主要用來幫補經營成本,其餘捐給慈善機構。現時MIMO仍繼續運作,而且服務範圍已擴展至美國鄰近兩間大學。他因MIMO案例,曾受Bloomberg 訪問40。回港後,杜子中於去年六月與兩名朋友成立社企「獻技」(UgiveIgive)。獻技是技能分享平臺,由一班有才能的人士提供各種技能教學服務,每名報讀者須繳交100至數百元不等的「學費」,提供教學服務者則須捐贈最少25%的酬金給慈善機構。杜子中本身亦是獻技者之一,去年曾教授簡報製作,並捐出數千元予「食德好」食物回收計畫41。「獻技」最有意思的,不是捐款之增加,而是這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增加民間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配對,創造社會的更多可能。
又例如,香港大學 BBA 學生文舒穎(Stephanie)在歐洲當交換生半年後,決定進行1項為期10個月的 Asia Sense Tour 活動,在2013年9月出發到馬來西亞、越南、緬甸、尼泊爾和新加坡,與當地社企和NGO合作,以參與式設計作為切入點,推動由下而上的社會創新,當中經費透過世界眾籌網站Indiegogo籌得42。她的其中一個項目,是在印尼爪哇中南部的庫塔歌德(Kotagede)、一個曾經盛產銀匠的小村Jagalan,與當地社企合作,透過網站在情人節期間向港人宣傳Jagalan的「omah-omah」情侶銀戒指,部份收入撥捐當地的志願機構,藉此幫助那裡自2002年峇里島發生恐怖襲擊、遊客大減、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的銀匠43。
又例如「光房」計劃。這計劃把投資者的物業單位(又叫「光房」),以合租形式租給有迫切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租金乃是按個別受助家庭的負擔能力釐定,會低於市價,亦不會因樓市波動而大上大落。這是很好的一個以「民間力量為中心」、解決如「住屋問題」這類不絕於耳的社會問題的範例44。
需要思考更多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整合這些人才,令民間發揮更大力量,自我管理、解決社會問題?
【香港民間自治路線圖】
如果政府的本質,是聚集各種資源、重新分配,以滿足各種社會需要,那民間也大概能做到這點,方向是善用資訊科技、以「群眾集資」(Crowdfunding)與「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匯聚各種物資、資金、技能、想法、人力,重新定義社會各種問題與解決方案。雨傘運動兩個月來,遮打自修室、遮打工場、風力發電等設置,已充份體現港人這種自理能力。
「群眾外包」一詞在2013年被收錄於牛津英語詞典,美國總統歐巴馬曾是眾包的宣導者,比如,他曾通過一個網路公司向公眾徵集意見和建設性想法,提了一個很吸引人的名字,叫「白宮2.0」45。套在香港,這運作有如讓臥虎藏龍的「高登仔」透過網上平台策劃不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與行動。
「群眾集資」功效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世界已有Kickstarter 與Indiegogo這類「群眾集資」平台,只要點子夠創意,便能得到民眾款項支持,令創意門檻降底。台灣在這方面發展相當成熟,「群眾集資」平台種類繁多,支援各類發展,包括民間報導、遊戲、音樂、文學、電影等。例如FlyingV,項目之一便是以政治事件228事件為背景的遊戲「雨港基隆」、藉此強化台灣人本土意識;又例如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以「個人」為單位,有各種民間報導系列集資項目。
當下香港面對各種脅迫,例如新聞自由,類似Wereport的「群眾集資」平台、將各種偵查報導進一步去中心化,便是很值得考慮的回應方法。事實上,已經有人在做了。今年五月,幾位香港外籍傳媒人,包括Tom Grundy與曾是主場博客的Evan Fowler,透過「群眾集資」平台Fringebacker集資成立面向世界讀者、獨立的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
除此以外,香港也已開始有不少自下而上重新定義我城種種(例如審美觀、市場生態、文化發展等)、很值得注意與發揚光大的民間自治行動。這些行動包括:音樂人林一峰以眾籌方式出碟、培養更多本地音樂人、製造更多新音樂;另一位音樂人何韻詩創辦「有種市集」,在財閥壟斷的情況下,為本土各種創意商品製造更大生存空間;又或是高登網民發起「高登艾美獎2014-2015」,由一眾巴絲打一人一票選出最喜愛的電視劇集及角色,令本地藝術審美與品味更為多元。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畢竟,比起很多港人羨慕的新加坡,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與獅城相反的「強社會、弱政府」。
1 黃之鋒:〈重奪政府〉,《明報》,2013年7月7日。
2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同上,頁217。
4 同上,頁217。
5 同上,頁41-42。
6 同上,頁45。
7 同上,頁207-209。
8 同上,頁195。
9 “gumsa and gumlao”, Concise Dictionar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Blackwell: 2012).
10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14.
11 同上,頁276。
12 同上。
13 同上,頁212。
14 同上,頁213。
15 同上,頁212。
16 同上,頁240。
17 同上,頁240。
18 同上,頁240-41。
19 同上,頁242。
20 Geoffrey Benjamin and Cynthia Chou, eds. Tribal Communities in the Malay World: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p. 21.
21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3.
22 同上,頁242, 244-45。
23 同上,頁241。
24 同上,頁249。
25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前言部份。
26 1945年時,香港有50萬人,1949年一年,將近90萬人從內地移居香港,到了1952年,人口達到了200萬。Ricci Yue,〈八十二歲佔領者梁伯—由三次偷渡到佔領〉,《評台》,2014年11月3日。
27 同上。
28 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這是海洋與大陸國家權力觀的分野。
29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reface.
30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893.
31 〈陳冠中 雜種世界主義〉,南方週末,2014年8月9日。
32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陳述、呈現》(台灣:聯經出版社,2013)。
33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
34 同上,頁31-32。
35 同上,頁33。
36 同上,頁35-38。
37 同上,頁43。
38 同上,頁89。
39 同上,頁177。
40 No Mini-Fridge Left Behind: MBA's Business Recycles Dorm Room Junk, Bloomberg, June 04, 2013.
41 〈港中大商學院學生創社企回饋社會〉,《大公報》,2015年2月28日。
42 〈實現社企夢!有 Heart 港大生用集資網〉,unwire.hk,2013年7月25日。
43 〈港大女生休學一年 闖窮鄉搞社企 與爪哇銀匠合作 為情侶訂做戒指〉,《蘋果日報》,2014年2月5日。
44 〈什麼是「光房」計劃?〉, http://www.lightbe.hk/scheme.html。
45 〈"眾包"時代來了 〉,《中國日報》,201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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